会议综述丨张泰苏：主流世界观如何发生改变
2022年8月13日晚8:30，第五期“法律、政治与政策”学术工作坊在线上举办，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以清代财政思想为例，对主流世界观如何发生改变这一问题做了理论建构与系统阐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杨雪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生龙和陈天昊作为与谈人参与了讨论。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教授于晓虹主持了本次活动。
主旨发言
张泰苏教授以主流世界观的更替机制以及法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为主题，结合历史叙事，就新作《清代财政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中的理论探讨部分进行了分享。张教授认为，既有研究比较倾向于用“硬因素”来解释“硬制度”，但一些问题——比如清代的保守主义财政观——很难用传统的政治理性来解释，还应关注意识形态等“软因素”。
首先，张教授介绍，意识形态是具有完备性与系统性的、政治上的世界观，在结构上包含规范性和经验性两个维度；前者是一个较为纯粹的价值判断，后者是支撑前者的解释性叙述。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二者兼备、且能够相辅相成地被民众接纳，才可能获得广泛的政治基础。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产生、消亡于剧变之中，并在其间不断地自我加固。以清代为例，其财政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明朝的灭亡而遭受了一次根本性冲击，原先“加赋不仁”的道德判断急剧地上升为“加赋将导致朝代灭亡”的经验性规范，进而迅速占据了清朝政治话语的绝对主流。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范式出现以后，确认偏误的广泛存在和国家的积极推动，会从内部和外部不断深化这一新的范式，以至于唯有强度足够高的一次剧变才可能将其推翻。基于此，张教授关注了法律制度在上述更替机制中的作用。法律可以通过四种基本手段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与身份标识相关的党同、伐异，以及针对具体观点的惩恶、扬善；此外，法律还有第五种手段，即法律制度的信息功能。政府借助法律制度，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颁布拥有天然的垄断能力，并借此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存续和加固。这一手段仅作用于意识形态的经验性部分，而非规范性层面的道德训诫，因而在政治说服力上更具优势。再次以清代财政为例，清代长时间、制度性地拒绝土地丈量，从根本上废除了这一基本的信息收集工具，并借此在民众的经验性认知上塑造出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因而在更长远的时间里加固了其“永不加赋”的财政政策。
张教授以清朝财政思想为案例，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态更替的理论机制，并进一步强调了法律制度的信息功能对主流意识形态加固的作用。这次分享以一个历史研究的经典问题作结——从宏观维度来看，历史是否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张教授对此持悲观的意见。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替依赖于剧烈的动荡，而这些剧变的性质不可把控，因而新范式能否优于旧范式是存疑的，宏观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是难以预测的。
评议环节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充分肯定了张泰苏教授关于政府进行信息垄断的解释的新意，并由此讨论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存在的“信息治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回归清代财政问题，倪教授认为除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外，清初“永不加赋”的财政政策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首先，与其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缺少统治合法性有关。其次，清朝前期具有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状况足以确保国家正常运行，因此可能不需要增加赋税。最后，清朝实际上通过一系列变通实现了赋税的微调和增加，财政政策实际上也由清初的“量入为出”转变为清末的“量出为入”。此外，倪教授表示张教授从法律、意识形态的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同时涉及制度和文化层面，如果有适当的、量化的经济学研究将会使得现有研究更具说服力。
倪玉平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杨雪冬将张泰苏教授的分享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从文化层面研究中国的历史进程、从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法律对意识形态的固化作用。首先，杨教授肯定了张教授对于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和经验性划分，并就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观点进行了阐述。其次，杨教授再度探讨了清代保守主义财政观念的形成原因。杨教授认为除吸取明朝灭亡教训外，满族的特殊性相关也值得关注——其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天然具有“小政府”的思想观念。最后，杨雪冬教授以改革开放为例，指出意识形态除自我巩固和可能发生的剧变外，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也存在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杨教授认为张教授的研究聚焦历史、意在当下，展现了扎实的理论思考。
杨雪冬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生龙老师肯定了张老师的分享，认为张老师的观点丰富了自己对清代财政与意识形态相关议题的认识。刘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他指出主流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比如言论，这些论说很容易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接受，从而带来新观念的进一步传播，以促进制度变革，因此非常想知道清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第二，要研究法律对世界观的改变，因果识别常用的做法要求考虑到其他各种因素，并加以控制，从而识别真正的因果链条，需继续思考在理论分析之外如何处理该问题。第三，经验性叙述与经验研究在概念上应该区别。实际上，规范研究较之于经验研究，其结论有时候相同，有时候相反。而历史上经验性的叙述有明显属于“错误”的，这些有误的叙述是否一定会导致朝代更替，值得深入探讨。若能准确识别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的功能，那将会非常有意义。
刘生龙副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天昊老师表达了对张泰苏教授的感谢。陈老师提出两点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清朝财政制度保持小财政的原因在于清朝法律限制了其对全国土地的丈量，这使得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改变主流意识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对策建议似乎是，应当随时收集充分的信息进而掌握最充分的经验，以加速经验和规范之间的循环，能够随时基于经验的发现来校对社会价值观。那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个循环的加速会有何种限制？如果能够无限循环，我们是否就会抵达张老师在讲座结束时所提到的历史的终点？其次，从法学角度来思考，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二者的核心不同也在于规范与经验如何进行互动。法教义学间接吸收经验、社科法学直接吸收经验，二者都会形成对规范的反馈。当前法学更多采用间接吸收、迟延反馈的模式，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法律应该为社会提供稳定的规范预期，然而当前社会又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意识形态也在经受剧烈冲击，在此背景下，需思考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应如何合作，什么样的合作“配方”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
陈天昊副教授
回应张教授对于各位老师提出的想法和意见表示感谢，并认为不同学术背景之间的交流对思维的刺激非常有益。针对杨雪冬教授的提问，张教授认为意识形态范式内部的确存在自我调整和更新，但这种“小断裂”与范式更替之间的界限、剧变的大小之分，以及如何让该范式在微观层面同样具有解释力，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清代财政观的形成原因而言，杨雪冬教授和倪玉平教授都提到了多种可能。张教授在研究的历史叙事中也考虑到了多种竞争性假设，包括满族文化的独特性等因素；但考虑到清代财政日趋保守的趋势，这些因素的解释力相对不足。此外，倪玉平教授和刘生龙教授都提出了增加量化研究的建议，但是因为史料保存在完整性和连续性上的局限，轻易做量化历史研究将难以避免结果的偏误；在这样的局限下，研究在传统叙事的同时尽量做到了变量控制和资料充实。对于刘教授的其余两项问题，张教授认为，政治领导人的确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外部政治环境和民众的接受度；严重错误的经验性认知也的确会最终导致朝代衰亡，但这一进程可能是极其缓慢的，需要矛盾和谬误积攒到一定程度才能引发范式的更替。最后，针对陈天昊教授关于信息加速的问题，张教授引入信息过载的因素，认为大规模的信息提供可能导致人脑过载，使他们有选择地看信息，因而不断加深既有观念，最终使得社会向政治融合的反方向发展。
张教授将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打磨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对各位老师的建议再次表示感谢。
总结发言
最后，于老师代表工作坊组织者对张老师和各位与谈老师表示了感谢。张老师完成了精彩的历史叙事，甚至对于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个体思维方式特点和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等重要问题都有洞察力。各位与谈老师对其思想脉络、史料运用和数据方法等方面的讨论也同样深具启发性，期待下次工作坊继续精彩讨论。
于晓虹副教授
讲座整理｜栾怡 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刘宇尘 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硕士生
周嘉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张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苏亦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审校｜ 于晓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